上世纪80年代初,笔者主持整理明末文坛巨子王世贞的《州山人四部稿》及《续稿》,其间,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、考古家,罗振玉的长孙罗继祖教授,托学生送来短柬,约我到他府上有事商谈。
当天下午,我便应约前往,拜见之后,因为罗老耳聋,我也失聪,交谈不便,事前罗老已经将要商谈的问题,写在纸上,让我阅览,大意为:
上世纪30年代末,北京琉璃厂一古董商带戚继光造宝剑一口,来旅顺罗家请罗振玉鉴定。罗振玉认真地看后,认为此剑是清人伪造,第一,此剑有杂质金属,戚氏铸剑为纯钢铁;第二,铭文字迹模糊不清,且书法欠规范。事后,罗振玉告诉其孙,据有关史料记载,当年戚继光在浙江、福建前线抗倭,用缴获的倭人钢铁材料,造了一批刀剑,规格、铭文均相同。当年戚继光曾赠王世贞宝剑一口。
我看完了这些后,罗老在另一张纸上提出了问题:《四部稿》及《续稿》中,有无关于戚继光造剑、赠剑的记载?戚氏所造的刀剑的下落,《四部稿》中有无记载?
我领受了这个难题后,如同海底捞针,翻遍了《四部稿》中的《文》《说》两部,毫无结果,只好如实地报告了罗老,罗老听后,沉思了片刻,说:“你以为像这样的事情只能从《四部稿》中的《文》《说》两部中找到吗?为什么不查查《诗》、《赋》两部呢?古人遇到兴奋事,常常吟诗作赋以为纪念。你再查《诗》、《赋》两部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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